阿狗阿猫
阿狗阿猫
文章
衡量丽水发展更需绿色GDP
衡量丽水发展更需绿色GDP
无论“绿谷”，还是“氧巴”，在历年丽水向外拓展自身品牌时，都会不约而同涉及“绿色”概念。原因非常简单，“绿色”是丽水展示自我的最大资本。在浙江其它市县或外省经济发达区，随开发、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欲演欲裂。因发展经济对环境产生巨大破坏而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在这一大背景下，丽水绿色比较优势更加突出。同时也令我们徘徊，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交相辉映。
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各产业上，绿色产业并不仅仅简单指旅游业，而是渗透在每个产业中，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有绿色概念，整体上可以用绿色GDP进行衡量。
绿色GDP，指用以衡量经济中扣除由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人们每天都要吃饭，衡量身体获取的营养，不仅仅光看每天吃多少饭，还要关注每天排出多少废物，即人体获得的营养等于吃进去的东西减去排出体外的废物，显然单单以GDP概念衡量我市经济整体发展，并不能科学有效体现出实际指标，因为忽略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工业废气、废水、城市噪音等对生态环境、人们生活带来的损耗。
当然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也面临很多困难，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主要面临技术和观念两大难点。就技术而言，由于绿色GDP并不能直接从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的自由市场价格得出。对因砍伐而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野生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消失等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用具体数据确定实际损失很困难，不过还是有一些测算方式。其中一个是倒算法，按市场成本估算。例如，使黄河变清要花多少钱？恢复一片原始森林要花多少钱？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价值无限，不准砍伐，不准破坏。另外，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也可以科学推测。潘岳进一步指出观念难点：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变化。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从而影响官员考核和任迁。因此，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在开始阶段，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形成诸多阻力。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
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矛和盾，并且是永恒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关键在于寻求平衡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废气、噪音、污水等对居民生活、生命造成严重危险，促使人们不断增强环保意识，绿色GDP概念随之兴起，到目前为止，以成为各国普遍共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基本思路，在1991年对国家基本资源进行了核算。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估计出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实例体系，给出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在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率先开展绿色GDP核算。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并已开始实施。
绿色GDP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方式之一，包括环境和资源保护指数，在于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两者不至于过分冲突，出现此消彼长失衡现象，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不仅使经济得以发展，而且环境也得以保护，使资源得以更加合理利用。为现在的丽水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为丽水子孙后代留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丽水百姓最大幸福。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动体现。
周丽君
2005-12-29
许宪春：解读绿色GDP
如约来到许宪春的办公室，他早已根据记者的采访提纲准备好了回答要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他提纲挈领地为记者上了一堂专业课，其细致、严谨和耐心体现出一个学者型官员的风范。
记者：近年来，出现一个新的名词——绿色GDP，这有何背景？
许宪春：应该说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D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不能只看到发展、繁荣的一面，还要看到对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的一面。所以在核算体系中应该考虑资源环境因素，这就涉及到绿色GDP或EDP概念。在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中，EDP是核心指标。
记者：什么是EDP？它和绿色GDP有何关系？
许宪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绿色GDP（G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D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这就是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可这样来表示：EDP＜GGDP＜GDP。从增长率来说，当环境成本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时，EDP和绿色GDP的增长将低于GDP的增长。
记者：对绿色GDP和资源环境的量化估价怎样进行？
许宪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也是我们正在摸索的问题，因为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资源环境的基本核算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实物量核算，二是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实物量核算研究。价值量核算中，能够市场交易的资源用市场交易价格来估价；不能交易的按净现值方法，通过未来收益来估价，污染按治污成本来估价。
记者：我国什么时候能采用绿色GDP核算方法？
许宪春：许多国家都在研究绿色GDP核算方法，目前尚无一个国家政府正式公布绿色GDP数据。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因为绿色GDP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考虑资源环境成本，经环境调整的资本形成净额下降时，就证明生产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调整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了。
我国要采用绿色GDP核算方法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绿色GDP核算是建立在GDP核算的基础之上的，始于1985年的GDP核算方法本身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在完善GDP核算，和建立起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基础之后，我们将与农林、水利、矿产、土地、环保等部门相互配合，逐步建立起我国的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开展绿色GDP核算。（张玉玲）
光明日报 2002年04月29日
中国绿色GDP核算试点时间表确定 具体省份未定
绿色GDP不但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质量；但迄今
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
记者：有人说目前各国通用的GDP能表达经济增长的数量，但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质量，称它是“灰色”GDP，您对此如何理解？
潘岳：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GDP(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核心指标，没把资源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尽管近年来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量超过8%，但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GDP核算的缺陷和负效应业已暴露无遗。
记者：绿色GDP能弥补这一缺陷吗？
潘岳：绿色GDP核算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综合了经济与环境核算，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言之，就是要做减法，取“干货”。广义的理解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环境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狭义的理解指扣除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可以理解为“真实GDP”，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能更为科学地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全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记者：绿色GDP在国外已研究了多年，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进行绿色核算，是这样吗？
潘岳：实际上并非如此。国际上对与国民经济核算相关联的资源环境核算始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对绿色GDP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实施。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及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并不等于人家没有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记者：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奋起直追了。
潘岳：这是国情使然。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官员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分不开，是靠拼资源、拼环境、拼投资取得的。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势在必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政绩考核制度的推行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趋势，既为实行绿色GDP核算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迫使绿色GDP核算早日走出“象牙塔”，进入“实战”阶段。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绿色GDP核算尚处于探索阶段，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寻找解决办法。
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政府官员、企业及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对企业利大于弊；其进展“有你的一票”
记者：绿色GDP要做“减法”，各级政府是否欢迎这根“指挥棒”？
潘岳：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形成诸多阻力。
记者：看来，绿色GDP首先要跨越政府官员这一关了。
潘岳：的确，绿色GDP这一新的“指挥棒”要过政府官员这一关。但这一关也不是“铁板一块”。首先，近年来，许多发达地区的官员已切身感受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紧缺之痛和环境污染之害，已开始在观念和行动中“改弦更张”；其次，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良好、生态区位关键的地方来说，绿色GDP无疑是一个福音———当地官员会欢迎这样的考核指标。
记者：对于具体的企业而言，绿色GDP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潘岳：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远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一方面，一些企业只注意自身发展的直接成本和增加值，无视其经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管理部门需要对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有必要首先从企业层面上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绿色GDP既有效地约束各个企业主体的扩张冲动，又可通过其指标的考核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实际上，节能就意味着降耗，降耗就减少污染，也就等于减少了资源和治污成本。从根本上和长远发展来说，绿色GDP对企业是利大于弊的。
记者：我听到一种说法：推行绿色GDP是政府的事儿，跟老百姓没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潘岳：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实行绿色GDP核算时，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怎么办？国外就发明出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例如，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不同的核算法有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环境专家们便诉诸于公众的主观评价。围绕这些公共项目，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与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公众对关系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都会有真实的表述。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
因此，我想通过你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实施绿色GDP，离不开公众参与。希望大家都来关心绿色GDP的进展，因为其中“有你的一票”。
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探索，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间断的试验。其中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定价问题。这是世界性难题
记者：核算核算，没有定价自然就无法核算。而现实中，许多东西难以定价，绿色GDP核算体系将如何应对呢？
潘岳：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无疑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定价问题。主要难点有二：自然环境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我们知道，GDP通常是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就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所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进入市场买卖。比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纳入GDP统计。但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有多大呢？再比如，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还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其价值。其次，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难以科学计量。例如，火电厂在发电的同时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会影响空气质量，甚至涉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是多少钱？这笔账是很难准确算清楚的。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绿色GDP无法进行？
潘岳：当然不是。定价问题是绿色GDP核算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一些国家已进行了许多探索，并有了一些可操作的办法。我们将结合中国实际，找出解决的途径。事实上，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制度上的问题。绿色GDP之所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复杂性外，另一挑战就是相关的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主要包括有关资源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探索，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间断的试验，逐步建设起符合国情的绿色GDP，为全世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我们将通过加快试点工作来推动全国绿色GDP核算工作，争取用3—6年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记者：有媒体说，已确定北京、上海等6省市(区)先行绿色GDP核算试点，是这样吗？
潘岳：我不得不佩服一些记者的新闻嗅觉，但事实是：试点是要搞的，但具体是哪些省份，尚未最后敲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决定，首先在2004年—2006年期间选择若干省市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也已成立。参加试点的省市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选择确定。
记者：时间表是否排出？
潘岳：这一点我可以奉告：对试点核算工作初步确定了时间表，分三步走：
第一阶段：2004年10月—2004年12月为技术准备阶段，主要开展技术方法准备、技术培训以及污染损失技术参数抽样调查工作；
第二阶段：2005年1月—2005年9月为试点核算与调查评估全面铺开阶段。各试点省市应建立调查领导机构和技术保障体系，开展地方GDP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
第三阶段：2005年10月—2006年6月为试点省市核算和调查总结阶段，发布核算和评估调查报告。
至于全面推行绿色GDP核算，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争取用3—6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体系框架。
链接
挪威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政府首次公布并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数据、报告和刊物，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报告，建立起详尽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联合国统计署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布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基本思路，在1991年对国家基本资源进行了核算。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估计出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实例体系，给出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在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率先开展绿色GDP核算。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并已开始实施。(记者 赵永新)
| （责任编辑:张立红） |
绿色GDP：亟待跨越两大障碍
编者按：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绿色GDP”一词成为一时之尚。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使“关注自然生态成本”成为社会共识。而今，在经历了对“绿色GDP”概念的了解之后，我们面对一个更为艰巨的时代命题：如何现实地推行绿色GDP？为此，我们约请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写了相关文章，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接近这个命题。
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都要看这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但我们从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GDP统计存在的这些明显缺陷，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批评，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修正。
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指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至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先说说技术难点。GDP通常是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就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它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一个产品值多少钱，得在市场销售中才能确认。这就是说，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的自由市场价格，是GDP权威性的唯一来源。
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即可以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却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它们的价值。
专家们提出过许多办法，其中一个是倒算法，按市场成本来估算一个专题。例如，使黄河变清要花多少钱？恢复一片原始森林要花多少钱？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价值无限，不准砍伐，不准破坏。另外，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也可以科学推测。例如，昆明的滇池近几十年来严重污染，周围的农田、化工厂是主要污染源，如果将这些农田和化工厂几十年来的利润汇总，有几十个亿，虽然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现在要使滇池水变清，将劣五类水变回到二类水，最起码要投入几百个亿。
这样一笔账算下来，即便不包括滇池内许多原有的鱼类和微生物的灭绝，也不包括昆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成本，滇池周围几十年来的经济活动可就亏大了！
如今，各方面的专家们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与方法，各有优点，也各有缺陷，这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补充完善。
再说说观念的难点。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绿色GDP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
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
可以想见，随着绿色GDP的研究和实施，环境的保护或破坏，必将成为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绿色GDP的启动实施，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我们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我们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因此，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进行探索，逐步建设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08日 第十六版
求求你再也别表扬我
求求你再也别表扬我
“我上课不点名，你们可以随时不来上课。”大学四年临近结束时，学生终于有幸目睹具有大学自由精神的老师，教刑法的年轻小伙子。为此也得好好完成最后一次作业。
看了一遍《求求你表扬我》之后，说实在的，我的确看不太懂。例如小老头明明死了，可后来为什么还活着！当时浩荡的葬礼莫非掩盖耳目，果真如此，为什么如此形式的村长也积极配合！再说主人公是否真如自己所言强奸了女大学生等也是扑朔迷离，如果强奸了，影片最后却是逍遥自得，令人匪夷所思。
认真想想我有必要钻这些牛角尖吗，电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抽象，不是现实中的具体和抠门。能否引起人们的冲突倒反体现了电影的成功，如此解释，该片令我困惑不少，该片就成功不少。
当然也不能因为此而否定对电影的批判和反思，因为人是有缺陷的，导演也是如此。一个缺陷往往需要另一个缺陷来弥补，人的一生无非就是在重复着一遍遍新旧缺陷。看了《求求你表扬我》之后，我倒想说一句，求求你再也别表扬我了。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感想，是在老师作业要求的引导下。作业具体要求是，围绕《求求你表扬我》写一篇与法制有关的文章，并且是文体不限，这又是该老师令我佩服的地方，与那些七罗嗦八要求的老师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因自认为救了大学生，杨红旗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报社的古记者写文章表扬他，凭借顽强精神，最后的确感动了不少人。杨红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维，主要受父亲影响。其父亲因受中央领导表扬，让他一辈子生活在荣誉当中，难以自拔。满窝子都是荣誉奖状，都是表扬他的凭证。但荣誉能当饭吃吗？当古记者到杨红旗老家实地采访时，我们可以看到鲜明对比。四周是小楼和别墅，惟独杨家是破烂的小土房。连村长都懒得接近，更何况其他村干部和村民。为了荣誉，让他们与世隔绝、与人隔绝。通过强烈的新旧对比，影片无情鞭笞了旧中国中的恶习，荣誉的生活是虚化的生活，经不起风雨考验。当阳光散射在老人脸上时，似乎看到了一个升天的影子，一个逝去的时代。
《求求你表扬我》为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怪异发展提供无限反思，尤其是大跃进、文革十年，促使我们去思考现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需要的理智思维。
荣誉社会实则是人治社会，领导者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该模式治理中的社会，对个人的强烈认可，就是荣誉，越是得到高级领导表扬，越能被社会认可。缺失的却是法律，法律无法支撑社会正常运作，无法为个人行为提供辩护。而法律正是将民主作为改革方向的现今中国所急需的，不仅能够维持社会长久稳定，而且树立是非公正判断。法律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力和义务，为个人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让更多人平等的享有荣誉，也让自己成为荣誉的授予者，使荣誉更加平民化，也更加合理化，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成为一时高兴或一时冲动的附属品，社会也变得更加理性。
对专制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民主发展趋势强烈认同，也是影片竭力展示的，但在对影片的观赏中并没有看到这一趋势的清晰意向，导演似乎没有明确的价值是非判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该影片充满扑朔迷离的味道，似乎表现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对民主法制道路的极度不满。
影片的诠释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可，想必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如腐败不败，为富不仁，有法不依，有法难行。现实社会对人文道德形成严峻挑战，让影片接近是非真空。对如何实现法制道路提出深邃疑问？当然这不是影片所能回答的，仅仅为我们打开一道门。
最令人困惑的是影片结尾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可以简单理解为某种象征，但我还是有意让自己驽钝点。否则我会忍不住大声说句：这是该影片最失败的地方。
按我的理解，影片在于呼唤法制社会。因此，《求求你表扬我》可以解读成，求求你别表扬我。荣誉不再是稀缺品，不再是领导者可以随意使唤的魔棒。理性社会中的自己必须由自己衡量，自己也能衡量自己。关键是社会是否平等，是否是法制社会。
周丽君
2005-12-26
《在天童寺晒太阳》
《在天童寺晒太阳》
滚滚枯风漫天扬，悻悻学子就业难。
中正下野游雪窦，学生余闲逛天童。
他人经纬天下事，我心宏图沃尔玛。
周丽君
2005-12-22
注：
（1）枯风指枯落的叶子
（2）蒋介石，字中正
游天童，舒惆怅
游天童，舒惆怅
和友人走出校门口，身子和沙子一起搅拌着差不多要被风抱走。公交车延笔直轨道发疯，把一车人挟持到太白山脚。
大冬天，大风天，游天童别有滋味。
友人买香拜佛，我可没这番前程。直身而立对佛窃窃私语：你可以不跪我，但必须保佑我。并非我无信仰，遇见困难，还是有寄托，渴望出现奇迹。可惜内心信仰没有具体归宿，像游离在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
在罗汉堂外盘脚吸烟迎阳而坐，枯叶漫天飞扬，从寺庙后山飘来，盖过头顶，或去或落。哪是一个“乱”字能形容。
大学快毕业，就业在即。虽有沃尔玛钦垂，但首次电话面试后至今已有数日，仍无音训。
侧身有口“降龙井”。降龙罗汉历经世间磨难修得正果，试问幕后如来佛祖有何高招？
今天不是第一次游天童，感觉却与众不同。
周丽君
2005-12-22
有关沃尔玛的几点简单思考
有关沃尔玛的几点简单思考
平时学习、生活中多少有些耳闻沃尔玛，比我狂，也比我谦虚。这些天因应聘多少又研究了点沃尔玛，思路比我模糊，心比我迫切。为了让沃尔玛知道有我这等不可多得人才前来应聘，学生自不量力卖弄点风骚。
一、去美国化，做世界公民。
现在的人大多知道沃尔玛是美国的，可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或许就没有几个人知道沃尔玛是美国的，全球化脚步实在太仓促。既然如此，何不现在就开始去美国化，宣扬沃尔玛世界精神，做世界公民。不仅迎合沃尔玛全球扩张政策，而且缓解在中国意识冲突。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由于中国一向推行反霸政策，恶意诋毁美国形象，如果沃尔玛在中国一味打美国旗号，恐怕大行其道难免步履蹒跚。
因此，当我进入沃尔玛工作时，我希望能听到沃尔玛的人这么说：沃尔玛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因为它是世界的。
二、供应链优势不再引以为荣，必须凸现资本比较优势。
卫星加系统，奠定沃尔玛超强供应链优势，由本土到外土，一路披荆斩棘、载歌载舞，不幸在中国遭殃，成了落汤鸡。原因大至上可以拿市场化程度不完善做替死鬼。从2005年初零售市场全面开放之后，我可以跟沃尔玛这样开玩笑：你这个小老头，也该学习中国搞解放运动了，特别是思想解放。放弃传统僵化的供应链优势思维模式，努力发挥资本比较优势。想必不少人都听说过沃尔玛在喊穷，甚至喊到商务部门口，要求降低200万美元的注册金，至于请愿是否成功我不太关心。
顾名思义，比较优势指比较之后得出的优势。如与家乐福比。资本比较优势，就是看谁有钱，看谁更会利用钱。当然，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看谁更能筹措到资金。与家乐福比，沃尔玛不仅家底丰厚，更可依仗老东家美国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圈钱。市场化程度越低，玩资本越有优势。
接下来四五年应当是沃尔玛大规模扩张期，至少应当筹措百亿左右美金，再筹建五六百家有上万平方米规模的购物场所。看了我的宏伟蓝图，那些60、80、100的人士可别乱了阵脚，与美国比，我那点算盘小着呢。当然我应当承认，纸上谈兵最容易。只希望沃尔玛不至于被资金套牢，将市场进一步让给竞争对手家乐福等。如果届时被人家逼到悬崖边，可别急着呼我来营救。
三、资本再急也没人才急
沃尔玛在中国实在不缺人，廉价劳动力一大把，可它偏偏缺人，缺懂管理的高级人才。按一家超市500员工算，或许490个可以闭着眼睛找到，可就是那10个，哪怕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可没了这10个大活宝，哪怕沃尔玛资本再丰厚也无济于事。还好我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想必人才短缺，沃尔玛自身更急，又因对沃尔玛内部人才培养不清楚，我也不瞎搅和。
四、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
之所以沃尔玛供应链优势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与大城市布局有关。中国大城市聚集不少批发市场，再加管理不善，制假售假猖獗。沃尔玛供应链自然没有多少优势。当然，这主要取决与中国政策限制，因此，前些年沃尔玛业绩不佳，不因全责怪自己。不过宏观政策改善之后，现在提大中小城市齐头战略时机已经成熟。凭借资本、人才、技术优势，进入中小城市不仅是扩展市场空间，也是未来争夺的提前部署，更是发挥沃尔玛强大供应链优势必然选择。中小城市少有批发市场，个体经销商组织货源成本高，沃尔玛供应链优势将非常明显。
五、抹不去的伤痕——土政策壁垒
中央和地方经常唱对台戏、各部门利益纠葛不清等这是稍微了解点中国时局的人都心照不宣的。即使宏观政策已放开，沃尔玛也别太得意。如某电信局故意断跟网线，你就得关门歇息。进入开放程度远比大城市不充分的中小城市更值得警醒。
六、大中小城市选址理念应当有所不同
大城市选址我比较赞同流行的城郊理论，而中小城是我则赞同中心区理念。一，中小城市中心区高副价值产业不明显，成本相对有限；二，中小城市消费相对落后，更偏好类似沃尔玛等大超市消费模式，也能更好树立和发挥品牌效益。
不过和实际结合后，我不得不承认，无论城郊理论还是中心理论都是相对的。
深更半夜，写了六点，我也累了。先睡觉，希望醒来能看到录取通知书。
周丽君
2005-12-20
QQ：12442121 （欢迎交流讨论。为了方便拍马屁，赐予沃尔玛高层优先加入权。）
草庵居士在中央党校研讨会讲中美问题——中美问题与中国应对方法
中美问题与中国应对方法 ----- 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讨会上讲话纪录稿
(注：此文系草庵居士于2005年11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讨会上对中共高级干部的讲话纪录稿)
主持人：
各位来宾，在今天我们这个小范围内部研讨会，我们请来了大家熟悉的草庵居士先生给大家演讲，他要谈的题目是中美问题和中国应对方法。他的演讲时间是四十五分钟，然后是自由提问。下面就请草庵居士先生讲话。
草庵居士：
各位好：
和各位见面很难，今天能和各位见面是我的荣幸。因为各位都是身负重任的国家栋梁，我是默默无闻的下九流的小商人。
上次会议在美国的德洲，我在大会上发言了，今天这次会议上，我没有机会了。因为，讲话的人都是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领导人都戴三块表，我只戴一块表（听众笑）。还好，这里的朋友怕我寂寞，帮我组织了这个内部的会议，说是也要帮我戴三块表，而且要全部是美国造的表。
来之后和Ｘ部的Ｗ部长谈了一点美国的政策，其实我不是制定美国政策的人，尽管我在美国。但我不能代表美国国会，小布什也不行，他也不敢说他代表美国国会全部意见。不过，今天这里的各位可以代表中国国会。因为你们是高级官员，都戴三块表。你们各位戴三块表，可以代表中国国会，但你们代表不了百姓。如果你非要说你能代表，我也没有办法。光屁股上街闲逛也是一种勇气（听众笑）。
好了，书归正转。会议前，我喝了一点酒，没办法，被各位热情的招待我的戴三块表的朋友给强奸了，不喝不行。喝的时候还要问我，喝好了没有，明明我喝的都吐了，还虚情假意地说：“招待不周，晚上再好好招待”。结果吓得我差点尿裤。我在美国一年都喝不了这么多的酒。这就是中国式的热情，也是中国式的思维。在我的眼中，这种中国式的思维与美国式的思维一接触，全完蛋了。中国的朋友们花了钱，热情有余还让我身心痛苦。这就是中美之间的误会所在。
今天不想和大家谈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不谈纺织品协议问题，那都是小问题，技术性的问题由薄熙来去处理，我谈这些问题就显得屈才了，也是对各位的不尊重。我今天和各位谈的是更高层次上的问题，诸如需要胡总书记和温总理考虑的问题，我讲的是这些问题是如何出来的，如何去解决。
五年前，我写的关于ＷＴＯ的文章，把经济问题都谈过了，在座的Ｌ先生当时在场，还反驳了我几次。不过，现在Ｌ先生是部级官员了，我原地踏步，现在还是小商人，一会儿您还可以反驳我，不过我对您的态度会比以前要好些，部级官员戴的表要比司局级戴的表高级些（听众笑）。
各位感觉签定ＷＴＯ吃亏了吧，没事，中国人讲：“吃亏是福”。可问题是这福从那里来。如果我们用经济上的让步能换来制度上和政治上的进步，我们可以说是吃亏是福。如果不能换来制度上的进步，我们的福在哪里？没错，ＷＴＯ就是陷阱，各位知道不知道美国政府最怕的是什么？美国政府不怕政治动乱，在美国，参加选举的人也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人根本就不参加，你要是看到选举美国总统时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选举，估计那时候美国一定是遇到二战之类的事情了。美国政府不怕政治问题，三分之一的人吵烦了，另三分之二的人就站出来了：“吵什么吵，老子本来不管你们，随便让你们当个总统，你们要是吵不明白，让你们通通下台”。政治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问题，美国人最痛苦的记忆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衰退。那是通货膨胀。后来是七八十年代的停滞增长。所以，在美国研究经济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制造通货膨胀，你们瞧瞧格林斯潘最怕的是什么，不是通货紧缩，怕的是通货膨胀。所以，在美国研究经济，一定会研究通货膨胀。各位懂不懂什么是凯恩斯理论，今天在座的有几位经济学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中国那五名真正的经济学家，你们中间要有香港丁教授说的五名经济学家之一，赶紧告诉我，我赶快找张纸，请你们签名（听众笑）。不过，我也不太懂凯恩斯理论，我只知道一点，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封闭的经济社会，当商品充分流通之后，通货膨胀就不存在了。原因多简单，北京的西瓜贵，加州的商人一算成本合适，赶快向北京运西瓜啊，这世界没有傻瓜，充分流通就消灭了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北京说了，你可以将西瓜运来，但我要加税，加州的商人一算帐，亏了，这西瓜就运不到北京了，这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说到这里，各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要主导ＷＴＯ了吧。人只有被蛇咬过才会怕井绳。
我儿子在学校参加了一个俱乐部，大家一起靠出售小食品为俱乐部筹集活动经费，也就是在学校卖些饼干之类的东西。可是，我儿子继承了我的经商头脑，在给俱乐部卖饼干的同时，自己到批发商那里进了些巧克力，公私兼顾。结果，他每天都把自己的巧克力卖光了，能赚四十几块美元，而俱乐部的饼干每天的销售额都是固定的。只卖十五块，赚几块美元。我问儿子：“你怎么卖东西的？”儿子说：“市场就这么大，我先卖十五块饼干，然后主要推销我的巧克力”。我问他：“为什么？”儿子说：“学校不让推销自己的东西，只能推销俱乐部的东西，我要是每天都把饼干卖多了，我怎么卖我的巧克力？我要找个平衡点，俱乐部和我共赢”。你们瞧，我儿子都知道什么叫共赢，你们各位怎么就不知道呢？各位天天吵着嚷着要招商引资，让美国五百大企业都到中国来，你们怎么不想一想，这五百大企业都到中国来了，美国的百姓还活吗？没有个共赢，你不就是故意要打架吗？你不是威胁美国利益是什么？
小布什要打伊拉克，军费开支这么大，他不让美元贬值行吗？只有美元贬值才能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可是，你们各位可好，借坡下驴，人民币跟着贬，让布什政府雨上加霜，别说小布什，要是你家里遇到这事，你老婆都要与你离婚。你天天讲和平崛起，靠挖美国墙脚的办法崛起，不仅仅如此，你还挺高兴，天天告诉全世界，我现在富了，下一世纪是中国的了，你当美国人是傻瓜啊？
你就是人民币不升值。廉价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也行，但你要给美国一个交代，知识产权也要保护一下啊。本来美国已经放弃了制造业，一们心思就想通过知识产权，高技术和金融来赚钱。美国也有三亿人口要养活啊。中国倒好，低级产品占了，知识产权和金融也不保护，两面都想占。你们问问老婆，二奶也娶了，钱还不给大老婆一点，你老婆愿意吗？这事也得共赢，大老婆失去了感情得有点钱转移一下情绪，买点衣服，旅游去。你养着二奶才能安心。做人得厚道，各位说是不是？（听众笑）
喊着和平崛起也行，可是你天天吵着要解除军火禁运，过去五年间，美国起诉了二百多名中国间谍，占了全美国起诉的间谍总数的百分六十，前两天还抓了麦氏两兄弟，你们瞧你们找的间谍，名字就姓麦，ＦＢＩ不怀疑都不行，什么都出卖。不抓行吗？你要是偷点民用技术，美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年中国访问美国的有七十万人，ＦＢＩ想抓也顾不上来。像人家以色列，天天偷美国技术，也被抓了几十名，可人家大都是民用技术，为了省钱，多赚钱。到了法院都可以被理解，谁不愿意多赚钱？可是中国干什么？专偷军事技术，偷完了还故意炫耀，你瞧，我的潜艇改造的好，你发现不了。你这不叫威胁美国利益？你穷，偷了富人家点钱，大家也就容忍你了，可是你穷，不光偷钱，而且还把人家老婆给偷了，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偷了别人的老婆， 你不讲就算了，可到好，你还到处炫耀，告诉别人，这家的老婆真好偷，爽啊。
其实，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几个不偷美国军事技术的，以色列偷，法国偷，俄国也偷。可是，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间谍这样威风，全世界都知道，每年都曝光几个，还引起点轰动，制造点新闻热点。为什么，这不是美国诚心有意和中国过不去。你们想啊，以色列，法国，俄国是什么制度的国家？他们的总统有多大的权利？他们敢轻易向其他国家开战吗？人家是民主国家，三权鼎立。偷了美国的军事技术，他们对美国的威胁也不是很大。中国一样吗？咱中国的政治局可是世界第一的，晚上，几位戴三块表的人喝点老白干，二锅头之类的，脑袋一热：“走，咱到小胡家里聚聚”。正好赶上某位心情不爽，正为安排谁当国母的事闹心呢（听众笑），再一听各位的汇报说哪个小日本又跑到神社参拜去了。大家就着酒劲就下了决议：“明天就把小日本给干了”。你干小日本也行，可你得等到美日安保协议到期的时候，你现在干小日本，这不就把美国也给干了吗？咱中国政治局开会也不需要什么国会表决，事后到人大补一个手续就成。就这制度能不让美国害怕？说实话，各位都笑话北韩，你们是笑话北韩穷，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决策制度和北韩没什么区别。你们说说，有区别吗？看看中国的历史，打韩战，打越战，打印度，包括那次你们说的八九政治风波，你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国会辩论？事先讨论过吗？还不是那几个人，老白干一喝，红烧肉一吃，小黑屋一钻：“干了”。中国和北韩的区别只有你能吃牛肉，北韩还在吃玉米饼子，除去这个区别，没有什么不同。
昨天，我和几位军方戴三块表的人还争辩过，军方的人说：“美国人傻，效率低，仗还没打，国会就吵上了，根本就不知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的道理。打个小伊拉克，喊着出兵几个月才行动。要是中国军队，不用喊就干上了，先打他个措手不及”。各位明白吗？这就是中美的区别。中国人讲究的是出其不意，美国是讲的是出兵要合理，要合程序，没有国会认可，总统也不敢，总统要是硬干，也行，他得提前得到国会多数的保证，否则，他是硬干了，可是他也面临着弹劾，要下台，百姓不认可，同样可以通过程序让他下台，在美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总统冒这样的风险，总统也不值得这样做。中国行吗？美国总统做不到的，担心的，在中国全不是问题。所以啊，老美怕的就是中国的出其不意，中国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程序，谁也没有办法了解内幕，决策还不透明。老美不怕你经济发达，不怕你生活富裕，商人讲的是，交易前可以耍奸，但交易后不可以耍赖。知道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谈生意可以用任何手段，骗人也不要紧，但合同签定了，你不能耍赖。你经济发达了，老美可以用智力和你竞争，但他怕就怕你是流氓，你要只是流氓还好，怕的是你一点理智都没有的流氓。现代的黑社会也讲究民主了。黑帮老大也需要各派协商之后才能选出来，可流氓不是选举出来的，是靠胆大闯出来的。你们笑话北韩，金正日是小学毕业的流氓，我说难听点，中国不过是个中学毕业的流氓。你要是进步到了大学毕业，就知道黑社会也需要民主和选举了，你们别小瞧黑社会，从流氓到上升到黑社会也是进步（听众笑）。
我讲这些各位不喜欢听了，瞧各位的脸色。算了，我不讲这些了。各位知道吗？装酷也是黑社会老大的基本功，我看各位够酷，各位已经毕业了。
还是说中美问题吧。中美之间有矛盾吗？当然有，谁都愿意当老大。当老大多爽。但问题是，你当老大得有实力。得让人服。讲什么和平崛起，你现在起得来吗？十三亿人还有八亿处于贫困线之下，喊什么崛起？你不就是大楼盖的多了些，工厂多了些吗？这有什么？关键是大多数百姓过的好不好？世界各国是不是感到安心。中美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政治制度，没有其他的原因。政治制度解决了，什么人民币升值问题，纺织品问题，这都是小问题，政治制度解决了，ＷＴＯ里的２４２条款还是问题吗？不是了，自由市场国家还需要认同吗？不需要了。俄国至今还没有进入ＷＴＯ，妨碍俄国被世界各国承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了吗？没有，人家早在三年前就被国际社会承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享受的国际贸易条件比加入ＷＴＯ的中国还好，俄国没有加入ＷＴＯ，妨碍俄国国际贸易了吗？也没有。妨碍俄国吸引外资了吗？也没有，俄国目前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说实在的，按照某些条件确认，中国的私有程度比法国和俄国都高。怎么人家都不承认你是自由市场国家？问题在哪里？还不是政治制度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找主要的解决，不能光用出让经济利益的办法逃避根本问题，中国人自以为聪明，其实老美更聪明，等你手中经济利益的牌出没了，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便宜占了，还要压着你。这就如同你包了二奶，在经济上就得让大老婆占点便宜，聪明的大老婆就会变着法找你多要钱，等你钱没了，二奶也养不起了，还得回到大老婆身边。你以为你能逃得过去？逃不过去。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理由，关键是政治制度问题。本来全世界没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俄国老大哥都死了，这下可好，原来老毛想当全世界社会主义老大哥，争了一辈子没争上，结果现在被中国轻而易举得到了，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带着越南，古巴，北韩这三个小兄弟，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不太合适，但总也是到处流浪的患难兄弟。可这光荣吗？我就奇怪，中国在这世界上有白领不当，偏要当小地痞，还是只有三个吃不上饭，三心二意的小兄弟的地痞头。想当年俄国也是当地痞，可是人家兄弟众多，尽管穷，那时候不能算是地痞，他已经进化到了黑社会，按当时情况说来也是个和美国势均力敌的黑社会老大。难道中国人就喜欢当地痞头？地痞戴再多的表也和白领不一样，这不是几块表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
刚一来，和几位朋友见面，有几位都是中将，上将了。我就问各位中国万一发生动乱，军方会怎么办？这几位就回答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经过了上次的政治风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军队不会再参与了。上次做了傻事，以后不会了”。各位信吗？至少我不信。要是真这样实现了，这军队就已经国家化了。这是好事。但目前的状况恐怕很难。为什么？利益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了。我还和几位上书房行走的戴三块高级表的朋友闲聊，他们很焦急，说政令不通，中央指示没有办法贯彻到地方。我说：“你刚知道啊？远在老毛的时候就这样了，要不然，老毛干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制度问题”。各位想啊，中央制定一个政策，发到全国要执行，这广东和甘肃两个省的情况能一样吗？适应了广东就适应不了甘肃，最后怎么样？中央一平衡，折衷吧。结果广东有意见，甘肃也有意见。中央威信没了，大家谁都不执行，就是执行起来能沾点边就不错了。总结经验时，各地官员还要讲自己如何适应当地特色取得了成绩。明明是各地将中央政策改的乱七八糟，可是中央还说不出来。中央不承认行吗？结果还是认同。各位看看老毛时代和今天有什么改变？中央政策一贯是如此得到执行，根本就没有区别。别说你戴三块表，就是戴五块表也不行。那位要扛着一百口棺材当总理的朱老板，他还不得低声下气地去和各省官员商量中央财政的事？现在改革开放了，你要浙江和福建去无偿支援甘肃和贵州，可能吗？本来人家开奔驰车，你偏要人家卖了奔驰换两辆丰田，自己开一辆，另一辆送给别人，你这不是做梦吗？你家有这样情况发生吗？你要是这样做，估计你们老婆都把你们休了。要承认各地情况的不同，要允许各省自治。你不承认也不可能，只能是自找麻烦。美国也是各地发展不一样，加州富裕，你到中部的小州看看，一样穷的很。现在各省找中央要政策，还不是各地提出自己的情况，把自己的方案提出来，然后你批准，这和自治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你们这些部长大人过了一次官瘾，开几次会，去当地腐败几次，签几个字而已。结果如何，你提出了开发西部的优惠政策，广东浙江当然不满意，谁是后娘养的？凭什么他就要比我多吃几口？摆不平了，你们又有机会了腐败了。你不管地方的意见，地方照样有办法，不就是骗吗？你能用嘴哄他们，他们就不能用嘴哄你们，你们傻？心里明镜一样，嘴上不说，还是各自干各自的，谁也不得罪。我就是不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实行联邦自治？让地方各自干自己的事，管这么多干什么？中央政府管一管外交，军事，对外谈判就够了，地方有矛盾再调节一下，大家都喜欢你这个总书记和总理，当个部长也是全世界旅游谈判。用中央电视台的赵大叔的话讲：本来这个事儿是个很美好的事儿（听众大笑）。
说实话，胡总书记和温总理，还有那些政治局常委们，很辛苦，你瞧瞧有多少人站在他们后面，你们这些戴三块高级表的部级官员每个不是站在他后面。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很累啊，你们看这他们天天累的哭天抹地的不心痛啊？还喊着要和平崛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是崛起了，把屁股撅起来了（听众笑）。
笑什么笑？你们还笑？你们以为你们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把屁股撅起了，你们站在后面没事了？你们也撅起了，你们后面还站着一批司局长呢，人更多。证监会的人后面站着几亿股民。屁股撅起来可不是见得全是好事，哎，我真为你们难过。
说你们内外交困这是同情你们，准确地说你们是自作自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经济，做生意不能看眼前利益，干政治也不能看眼前利益。中美矛盾大，未来会更大。你们说经常看我在新唐人的《独立评论》节目，我都讲过了，关于美国副国务卿左立克的讲话你们不会不学习吧？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变了。以前有俄国当老大，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现在你当老大，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只有被围堵的份了。还抱着老观点？各位死心吧，只要中国政治制度不改，今后中美关系就永远不会改善，只能是更加恶劣。各位不知道胡总书记访问美国的情况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等我回去给各位发过来。你们再看看欧洲，这次胡总书记访问和以前国家领导人访问一样吗？不是胡不如江，是时代和环境变了。中国没有利用价值了，相反对世界和平还有危害。这道理还不懂，干什么国家领导人？薄熙来干的那点技术性的谈判难不难啊？我知道难，他也就是力争干好，让中国经济利益少损失点，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政治制度不解决，中国这个家早晚得败，败了家，你们干什么？还不如现在先下手。经济谈判早着哪，美国谈完了，欧洲还得谈，连南美小国都要经济制裁中国，你们觉得这是小事啊？你们再费力气也没有用，你们已经摆不平世界各国了。你以为美国这次在纺织品谈判上占了便宜就没事了？欧洲一样眼红，凭什么让美国占便宜，欧洲占不到？利益均沾吗。下次与欧洲谈判时，欧洲就会和美国学习，薄熙来的日子更不好过，谈一次让一次利。不信你们就走着瞧。顺便多说一句，纯粹的私人观点，提醒一下各位，从历史上看，任何和宗教对立的政党或政府都没有好下场，我真没有看到哪一个政党或政府的寿命长过一个宗教信仰的。各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我不明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特别是政治转型期间，宗教可以依赖至少可用。看看胡总书记的出访遇到的抗议就知道什么是宗教力量了，等到各位被西方各国法庭发传票的时候，转型中就少了一条回旋余地。
回头继续说正经事，别光想着局部利益，以为凭中国人的小聪明就能占便宜。回头看看中国历史这一百年，中国人和洋人打交道什么时候占过便宜？问题还不是制度问题？东欧的历史都可以借鉴。
中美问题说解决也很容易，中国的办法简单，想办法学习北韩，既然是地痞头，也就得有点痞子样，与时俱进，千万别当了痞子还要充良民，要是不会，找几本书，学习一下天津北京的地痞怎么占地盘就行了。从经济上与西方谈判，同意政治改革，体制改革，但在经济上要找西方社会援助，帮助中国解决政治过渡期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安定问题。美国最怕中国人口外流，那真是黄祸。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帮助中国，中国政治上合理转型，避免全球性的动乱这是合理的要求，这不是不能谈，而是很容易谈。看看北韩的金正日，他的政治智慧比中国人高多了，他戴的表比你们多？不会吧。当流氓也得需要点智商，都什么时代了？充什么老大，百姓生活好了，各位也在制度上转型成功，公私兼顾，双方共赢这多好。你们要是不信，让胡总书记去问问小布什，美国是愿意出钱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化国家，还是不出钱看着中国维持目前的状况？问题的关键是谈判，谈判也是艺术，哪个黑社会不是谈判谈出来的？谈判谈的好，中国老百姓的健保和退休金有了，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谁造反？中国百姓多好啊，给个烧饼吃就给你磕个响头。就这百姓你们见了都紧张，你们怎么就不想想？怪不得中央电视台的赵大叔总说：“挺紧的”。
讲了一会儿，正在兴头上，时间又到了。今天就不讲了。我这个小商人跟各位国家栋梁没法比，讲话也没水平。各位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千万别客气。你们谁要是客气，我就和谁急。提问题也是千万别怕麻烦，咱的标准是：不要水平最好的，只要最能刁难人的。
谢谢各位。
主持人：
非常感谢草庵居士先生的精彩演讲，在请草庵居士演讲之前，我就听说草庵居士先生的演讲非常精彩，在我读书进修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将草庵居士先生的文章整理成案例，制成幻灯片给我们教学。当时我的导师告诉我们说：读经济学必需要读杨小凯和草庵居士的文章，杨博士是讲理论，草庵居士是讲案例，他们两人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今天听了草庵居士的演讲，果然是名不虚传。现在大家都知道朗咸平教授，其实，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看过草庵居士写的系列文章，现在朗教授讲的几乎就是当年草庵居士先生写的案例，我看了朗教授的揭露文章，这些出问题的富瓮发财的手段，几乎都是草庵居士几年前写的那些手段。今天草庵居士先生又给我们讲了中美关系等政治问题，下面就请大家提问发言。提问题的人每人二分钟，草庵居士的回答十分钟。
草庵居士；
我先抢一个时间回答主持人。我可不能和杨小凯博士比，我和他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他是真正的学者，我是业余的。另外，还得说明，我以前写的《发财密笈》系列文章可不是教人学坏，我主要是想讲海内外的不法发财方法告诉国内，省得大家被骗，那些国内的企业家学去了，骗了钱，这可不是我的错。这说明国内法制有问题，政府也有问题。我得先解释一下，要不然我就会成为全中国的通缉犯。顺便问主持人一下，您的导师是谁，我得找他收钱，他得给我稿费。
提问：
草庵，你演讲时是不是特爱用二奶举例，你包了几个二奶？这么有经验。
草庵居士：
我没包二奶，商人都知道赚钱，也知道批发与零售不同。再说了，要喝牛奶也不需要专门养头奶牛。现在都与时俱进了，我也得向各位学习，争取也戴三块表。
提问：
你在上次美国召开的中美关系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是中国人民币不能升值，可是自从你发表了那篇文章后，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且人民币也没贬值，你怎么解释你的观点？
草庵居士：
老朋友提出了新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我解释。在座的有几位掌握着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大权的人，至少他们是有建议权和影响力的人。我说人民币不能升，您得问问在座的各位，美国压力这么大，连总统，国务卿都参与了，中国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升值？现在石油这么贵，人民币升值多买石油多好。还不是他们觉得人民币一升值，国内经济就崩了。目前中国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人民币升值，正是说明我当时讲的道理是正确的，而不是我预估错了。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正沿着草庵居士指引的光明大道前进呢。连几次升值的时间我都提前给定好了。上次升值的时间就和我预定的时间相差一个星期，这次也相差不多。
提问：
中国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你提倡联邦制，但你有没有想到联邦制会造成中国的分裂，这个问题是老百姓没有办法接受的。
草庵居士：
你怎么知道老百姓不接受？你怎么知道联邦制一定会产生分裂？我担心是的是中国目前发展下去会分裂，贫富分化严重了，就会产生问题，广东怎么可能无偿支持甘肃，现在的政策才会造成分裂。你一直采取强硬措施，广东不分裂才怪。
提问：
你在国外的联系多，怎么看美国政府支持反对派力量？美国的目的恐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草庵居士：
说实话，我认识很多民运人士，其实这些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有些人还认为我也是民运份子。我认识的民运人士中依靠美国政府支持吃饭的是极少数。要说是美国政府直接支持的我没见到。我说的极少数还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从基金会拿点钱谋生的，要是不工作，什么钱也没有。绝大部分民运是属于美国贫困人口。绝赶不上在座的各位生活的舒服。各位千万别拿国内的情况套美国，美国政府哪有什么钱给民运人士，他们才不养闲人。海外民运人士个个都饿的跟狼一样。
提问：
能不能说说####功的钱从哪里来的？
草庵居士：
这几天问我这个问题的都有几十个人了。我还是那句话，别拿国内的情况套美国。美国政府没人给他们钱。你们养的那帮爱国侨胞全是狗屎，都是为了做生意套国内的钱才去当爱国侨胞，你当他们傻啊？真心爱你们？都是一些在美国主流社会混不下去，靠从国内倒腾点便宜货到美国去卖维生的家伙。你们看哪个爱国侨胞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了？####功的人才是真正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人，他们进的是美国大公司，进的是美国政府。他们有高薪，不怕你们，所以他们才敢骂你们。他们的钱几乎都是自己的奉献。所以这才是可怕。你看到他们起诉你们，你看到过爱国侨胞起诉过他们吗？这帮爱国侨胞没底气，根本就斗不过####功。戴三块表的把####功给禁了，这才是真正的愚蠢，你们丢的是那些能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声音的人，捡的是一帮在美国主流社会根本就连屁都不敢放的人。
提问：
海外有多少人对中国未来经济感到悲观？他们怎么看中国的未来经济？
草庵居士：
早年提中国崩溃的人在海外极少，估计算上我也不超过三个。不过你看看这几个人，几乎都是在大陆投资过，和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人，而且几乎都是中国通。章家墩在中国住了近二十年，我不能算是不了解中国吧？当时，我们是少数人，反正我说的时候没人信，在座的有几位还和我争论过，当时就差要把我拉去枪毙。我记得在当时有一次和一个朋友他爸争论，这位老先生当时就说要把我送公安部关起来，吓得我当时都傻了（听众笑），不是因为我胆小，他爸是你们公安部的头啊。他说要把我关起来，那谁敢挡啊，不过，最后还是看在革命儿女的面子上，没关我，让我吃完饭就滚蛋。
现在各位看看，世界上说未来中国经济要崩溃的有多少，恐怕不是我们这几个三瓜俩枣的人了吧。你们在坐的各位有几个还象五年前那样有信心？恐怕都变成崩溃论的支持者了。要不然政治局讨论防止崩溃的机制干什么，我估计胡总书记和温总理都是我的支持者，只是他们不愿意公开说。就连你提这个问题都说明你是担心中国经济未来会崩溃。我没说错吧？要不然你问这问题干嘛。
提问：
国家需要稳定，中国这么大，没有稳定，改革就不能进行，美国一直对中国有阴谋，特别是最近，在经济上的阴谋很多，这是不能否认的现实。
草庵居士：
你这问题我没法回答，我不是美国总统，你非要说美国有阴谋，我也没办法。要是按照你的推理，我也是有阴谋。问题是，我要是有阴谋到这来干什么？我就没法呆在这啦。我现在得和王秉章住一块去了。美国最怕什么？最怕中国乱，中国一乱，十三亿人中有三亿跑到国外去，我估计得把小布什吓死。黄祸啊。美国把中国搞乱了，然后中国人去美国三亿人口，把美国也变成社会主义中国？老美有病吧？美国阴谋把中国搞乱，然后把美国也搞乱？然后把世界全搞乱？这不是胡扯吗？要不是老美怕中国乱，他早就对中国开刀了。美国怕的就是中国乱，他只是希望中国能和平，不出乱子，也别给世界出乱子。各位千万别戴了三块表了，还保持原来的思维。
提问：
你刚才的说法与你演讲中的说法不一致，你说ＷＴＯ是个阴谋，可你又否认美国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有阴谋，你怎么解释？
草庵居士：
别把中国当美国，美国没有几家国营企业，ＷＴＯ是美国经济界首先提出来的，是为了美国经济发展和保障美国人的利益进行的商业手段，这和政治目的不同。美国人是要多赚钱，只要你能保证他的经济利益，他才不管你什么主义，什么制度。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不能保障他的经济利益，他刚过上好日子，你们戴三块表，一生气发几个原子弹，他们还能过好日子吗？你们要是能保证不发原子弹，你问问老美，别说你戴三块表，就是戴上三十快表他也不管。本来也没有人逼你非加入ＷＴＯ，俄国至今也没加入，他照样经济发展的不错。是你们自己非要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不是一直都在反对吗。不是我骂龙永图，骂他也没有用，是另外三个大糊涂蛋决定的，要是你们有个好的决策机制，还能有今天这种情况发生吗？让薄熙来象个三孙子一样去和人家谈判，本来是让步，扭过头来还得向国内百姓趾高气扬地说我们又赢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赢过？你们给我找个赢的例子。
提问：
你对美国未来经济怎么看？
草庵居士：
我也不看好美国经济，我估计美国经济在明年下半年会出问题，所谓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下降。原因很简单，前几年是靠房地产增长维持着美国经济，现在房地产高峰过去了，美国经济没有明显的增长点，房地产泡沫问题明年就会暴露出来，主要也是贷款上的坏帐问题。
提问：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多讲一点？
草庵居士：
各位一听美国经济不好就来兴趣了。实话实说，美国经济再不好也是相对的，是相对以往。未来还将是美国为主导。美国未来肯定是要施行强势美元政策，吸引外资进美国。这样一来，美国还会发展，弥补美国经济上的亏损。你想啊，恐怖分子这么厉害，全世界都不安宁，哪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比美国好，比美国安全？恐怖活动越多，全世界的有钱人越愿意把钱放到美国。这道理很简单。你们说，这美国经济再不好能坏到哪里去？最怕的是，美国经济一旦真不好了，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各位看看中国经济百分之百七十是靠出口，而美国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国，美国经济不好，百姓买不起中国的产品了，中国经济能好？作梦吧。你们最好是盼望着美国越来越好，这样中国才能稳定，才能赚钱。千万别盼望着美国倒下去，美国倒下去，中国也完蛋了。
提问：
你认为中国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草庵居士：
内需。中国要想真正的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内需。解决内需的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解决社保问题，教育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百姓有钱也不敢花，内需问题也解决不了。说实话，国内有些概念问题不清楚，现在各位是在补窟窿，注意到的是分配上的不公平，天天讲的是工资分配不均啦，收入不均啦这些小问题。这些问题是百姓关注的，但你们应该考虑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这就是制度上的不公平。分配上的不公平是因为制度上的不公平产生的，不解决制度上的不公平，分配上的不公平根本就没办法解决。现在制定的税法，根本上就不是解决问题，把所得税提高到了一千六百元人民币，以为是解决了分配上的不公平，实际上你们制造的是更加严重的制度上的不公平。你们想到没有？一个单身和一个养一个孩子的单亲目前都采取一个纳税标准，这是不是制度上的不公平？这能解决分配上的不公平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在座的有没有国税局的人，有的话，回去先替我煽你们局长几个耳光，让他清醒清醒。你们是在制造动乱啊，是在颠覆党的领导啊，是制造动乱的主要因素啊。
主持人：
谢谢草庵居士的回答，今天的研讨会就开到这里。
草庵居士：
好不容易和各位肩负重任的朋友在一起，我兴致正高，又到时间了，不好意思，谢谢各位到场，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来骂一骂，希望各位不要生气。谢谢。
附注：
本文系由王文强先生，贾雯小姐，罗静蕴小姐现场记录稿整理，并经过现场录音核对。本演讲稿及问答有部分删节
论共和国
论共和国
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
王天成
纲目
一、导言
二、古典共和主义
三、现代共和主义
四、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
五、共和主义与宪政主义
六、共和主义的宗教、道德基础
七、结语
一、导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民主主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谈论共和主义的人似乎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主义已被淡忘。在早已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谈论共和主义的人并不多，或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什么是共和政府对于人们已是常识，并且，宪法已经保障了共和政府，研究宪政科学也就包含了研究共和。但在尚未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却不可作如是观，人们既没有共和主义的常识，更没有共和政府。鉴于共和主义在现代政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正确认识共和与民主、自由、法治的关系的重要性，政治落后国家的启蒙工作不能不从零开始申述共和主义。不仅要有人研究民主、自由、法治、宪政，还要有人研究共和，否则启蒙将是有缺陷的。自由、共和、民主、法治、宪政不可混为一谈，必须一一正本清源。不申述共和主义，就不能给民主在现代政制中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从而不能透彻阐明通向自由之路。本文试图深入到历史的长河，初步勾勒共和主义的纲领。
二、 古典共和主义
共和思想源远流长，共和实践古已有之。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古罗马，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其中备受古代思想家称赞的，有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从古希腊到英国革命，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系“混合均衡政体”（mixed constitution ，balanced constitution）。在有的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那里，“混合均衡政体”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斯巴达、古罗马及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被思想家们视为“混合均衡政体”的典范。所以，要把握共和主义的精髓，不能不从混合均衡政体、从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入手。
“混合均衡政体”是社会几个基本成份共同组成政府、彼此制衡的一种政体。斯巴达有两个国王，有由28名60岁以上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及全体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民大会”。国王主持城邦的会议和祭礼，负责对外战争；元老院是决策立法中心，并有权监督国王；“公民大会”选举官员，批准元老院提案。罗马共和国的主要政府机构有元老院、执政官和民众大会。元老院是最高决策机关；执政官是国王的替代物，行使军事、行政、司法权；民众大会选举执政官等官员，其中的平民大会后来还取得了通过与元老院决义效力相等的议案的权力。此外，还有专门的保民官，可以否决执政官侵犯平民利益的政令。但是，无论斯巴达还是罗马，都是贵族共和国，大权控制在贵族手中。罗马共和国到了后期，由于平民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取胜，加强了民主成份比例。
尽管斯巴达、罗马等是贵族共和国，它们毕竟有正式的制度措施试图平衡各方面利益，因而比君主制、寡头制更合乎正义。古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等级制，所以贵族性混和均衡政体显然也适宜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此外贵族比较珍惜荣誉、讲究德行；贵族有充分的闲暇和条件投身钻研公共事务，更容易在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水准。就管理的智慧水准而言，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说，“历史上凡是在管理事务中以持续的智力和魄力著称的政府一般都是贵族制”，而“通过许多世代显示出高度统治才能，并按照确定的政策原则行动的贵族政体，只有罗马和威尼斯的贵族政体。”（1）斯巴达、罗马等著名的贵族共和国在保持政治稳定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无疑与上述因素有直接关系。其中斯巴达共和国延续了800年之久，罗马共和国近500年，威尼斯共和国在同时代的小共和国昙花一现后仍如日中天。它们的实践为古典作家探索政府形式提供了开眼界的材料，刺激了思想灵感的产生，对西方政治学说、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i]从柏拉图开始经由亚里斯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马基雅弗利、托马斯·阿奎那、韦尔杰里奥等人,推崇混合均衡政体一直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不息的主流。柏拉图在晚年从哲学王政府的尽情冥想中回到现实中来,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政体。（2）亚里斯多德主张将民主制与寡头制结合起来。他说这样构成的国家强烈倾向于民主制时就叫自由国家，强烈倾向于寡头制时则是贵族政体。两者中贵族制更好，因为美德、财富和自由都得到了代表。（3）波利比阿研究历史发现，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个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他认为“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是这三种成份适度结起来的政体。（4）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这样称赞混合均衡政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5）
从斯巴达、古罗马等共和国的实践，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混合均衡政体的可贵。但要充分揭示共和的理念与精神，尚有待我们向更深处发掘。首先不妨探讨一下“共和国”的词源意义。“共和国”一词的英文是“Republic”，它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 res publica”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经常用以指称“共和国”的又一个词是“commonwealth”，其字面含义是“共同的财富”。此外，英文“republic”，除指“共和国” 、“共和政体”外，还指“任何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十分明显，这一含义当是晚近才引申出来的。古代混和国家建立在社会等级的基础之上，只承认各阶级都有参与政府的权利，没有各个个体一律平等的观念。不过，在以阶级为单位参与政府同个人平等参与政府之间，难道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吗？当我们心旷神怡地面对江中清澈的流水时，难道不会对其源头发出由衷的赞叹吗？
[ii]古典共和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公民美德”、“公共利益”。亚里斯多德在其光照古今的《政治学》中就曾辟专章讨论了一个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于一个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关于什么是公民美德，思想家们并没有统一不变的界定。大致说来，公民美德可以定义为关心公众意愿和公共目标。(6)在思想家们列举的各种公民美德中，他们强调最多的是克制私利服从公益。美国政治学家卡斯.R.森斯坦写道：“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政治的任务首先是审议......他们认为人民通过讨论能够以他们作为公民的身份避开私利并从事于谋求公益。”古典共和思想家不厌其烦地提倡克已奉公的美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他们面对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许多共和国在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中走向内乱、衰微和灭亡。(7)
不妨先在早期共和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共和所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先做一初步概括。我认为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共治、共享即社会各成员、各集团、各阶级都享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平衡彼此的利益，共享政府的保护与服务；共有，即国家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产，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压迫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工具；和平、温和即各个成员、集团、阶级放弃暴力和强权，依照正义的程序与秩序，通过商议、妥协、制约解决彼此的利益和趣味冲突。共有是共治、共享的逻辑前提，但共治是共有、共享的政治前提。现实地看，没有共治便不会有共有、共享。没有共治，也不可能有持久或可欲的和平。
虽然古典共和国的实践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进行上述概括。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使一些今天看来并不理想的古代共和国，在众多专制国家的衬托下焕发着夺目的光芒；使共和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和将来，随着人们的觉醒而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生命力。以人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更好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和精神，因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现代。这些观念和精神弥久而愈新，可以成为人类永恒的政治原则。
三、现代共和主义
现代共和制度系由混合均衡制演化出来。现代共和国与古典共和国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混和均衡政制转化为与分权均衡政制。英国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第一个现代共和国，最先完成混合均衡政体向分权均衡政体的转变。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源远流长的混合均衡学说与后起的分权学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8）分权政体渊源于混合政体，但与混合政体有着原则的不同。混合均衡政体以阶级的划分和参与为基础，而分权政体则以政府职能的划分为基础。前者必然要求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府部门参与政府的一切职能，后者则强烈主张将各个政府部门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内。两种学说的交锋结果是分权均衡政体的诞生。混合均衡政体的“混合”因素遭到淘汰，“均衡”因素延续下来；分权学说占了上峰，但最后胜利的并不是纯粹的分权学说。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分配给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执掌，但政府部门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混合，以实现彼此的制衡，防止其中任何一个部门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建立专制独裁政体。
[iii]在分权制衡政制取代混合均衡政制的过程中，共和主义经历了一次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共和主义内部推陈出新的过程，后起的分权均衡政制以更早的混合均衡政制为起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分权制衡学说与混合均衡政体学说没有关系，这种观点与史实不符。（9）混合均衡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包含了分权均衡政体特别重要的因素：一是机构的分离，这对于分权是至关重要的；（10）二是各部门相互制约，实现均态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古典共和国极大地促进了“依法而治”思想的形成，“依法而治”的思想帮助共和主义者逐渐确定起了“立法权”、“执行权”的概念，（11）进而考虑根据法制政府的职能和机构分立的实践革新共和的政权体系。英国在十七世纪基本上否定了混合均衡政体的混合因素，继承其均衡因素，将议会、政府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之内，十八世纪初又在立法、行政部门之外承认独立的司法部门，最终完成了混合均衡政体向分权均衡政体的转换。
英伦三岛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发生的事情，后来证明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688年，即“光荣革命”的同年，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政府论》下卷，第一次比较系统、权威地阐述了分权学说，不过，洛克只阐述了立法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原则，并没有提到司法权独立（洛克写作时司法独立还没有完成）。十八世纪的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自己对英国经验的理解，以睿智、优雅的语言在《论法的精神》中完整、精辟地阐明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1787年美国的制宪者们运用孟德斯鸠的学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典的方式出色地构建了一个分权均衡政体，并在争取宪法批准的过程中进一步经典性地阐明了分权均衡政体的学说。美国有力地鼓舞了其他国家推行分权均衡政体的热情和信心，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风范。
然而，在分权均衡政制对混合均衡政制的取代中，混合均衡政制的混合因素，是否完全销声匿迹了呢？不，事情不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在现代共和国中依稀看到混合均衡政体的影子，尽管建立在传统等级社会之上的混合国家已一去不复返。指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带着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今天的共和国，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现代共和国。美国的总统类似于昔日的君主（王权），民众参选和众议院是民主因素，（12）参议院和法院则明显有贵族精神。至于英国，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对传统有着更直接紧密的承继关系，混合均衡政体的形迹尤其显著：她今天仍有君主，有贵族院。(13)